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民法这一概念有着很大的争议，为什么民法这一概念如此重要，能引起如此大的讨论?其实，从民法的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法是调整以平等为本质特征的市民社会的法律”，民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平等和对公民人权物权的保护，所以才能引起学界如此高度的重视。今天我将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几个原因，仅仅是本人拙见，切莫过度解读。
对于我国来说，民法属于移植之物。法学家李永军如是说:“我认为现在讨论的民法至少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民法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而我国历史上民刑不分，而且身份具有重要意义。”此言不谬，中国古代长期处于集中高压的统治环境之下，虽说历代统治者都有过“明德慎刑”的治国主张，但始终没有摆脱“以刑代法”的桎梏。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曲礼》就提到过：“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给了我们一条新的思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社会状态下，社会等级的区分十分明显，法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当然是以保护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主，专制社会中大多数对民众有利的政策或是律法也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过程中的派生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民法”产生的社会土壤十分贫瘠。
反之，西方社会长期处于较分散和宽松的环境下，对形成平等和自由思想有着重要作用，以致于形成了市民社会形态，而市民社会正是“民法”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形态。再者，古代中国向来强调“家国一体”，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宗法性的集体主义，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民众的个体主义思想缺失，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未受到重视，对代表个体权利保护的“民法”自然也是弃之如鸡肋。
中国古代的家国同构
“民法”的产生不仅是受政治因素的单一影响，归根到底，经济基础才是“民法”这个上层建筑的地基。如果把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地基比作木质的地基，那么“民法”就是用石头所垒起的房子，两者无法紧密联系。
众所周知，商人这一阶层，在古代中国一直处于等级排位的最下层，虽然在古代社会后期，通过官商结合使得其社会地位跃升，仍改变不了传统观念对其的束缚，这也使得作为“民法”之部分的“商法”先天不良。“商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商法”是调整商业活动中行为的准则，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无非是公民，既然所调节的行为主体是公民，那么称其为“民法”的一部分，绝不为过。两者结合的基础是“民商合一”（即商人成为独立且相对强势的社会阶层之一）。
古代商业
然而，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很明显，古代中国并不符合这一条件。商人阶层的地位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法”的形成，而古代中国没有形成“民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种种政策制度对商人阶层的限制。相反，在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始终是西方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西方的商人阶层自然处于社会阶层中的较高序位，因此在立法工作中，“商法”会得到较大的重视，而“商法”这一“民法”要件的发展，就推动了“民法”的不断发展。
民法大全
文化因素也对“民法”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在法系划分上属于独立的“中华法系”，其首要的特点即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清末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国法律的指导思想地位。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孔子和孟子都曾对于义利观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他们都认为“利轻于义”，肯定了“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和传统义利观的不断发展，“重义轻利”的观念也逐渐根深蒂固。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义利观，对个人利益的诉求常常被视为“见利忘义”，甚至被许多人所唾弃，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自然也要求古代中国的法律排拒个人对个人权利的诉求。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法”确实不发达，甚至不存在。这是其其根源即在于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文化习俗的综合作用。正所谓“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或多或少都会收到自身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古代“中华法系”所留给我们的绝非只有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但也应该认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集体本位”、“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