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中路是上海市黄浦区中部的一条街道。东起重庆南路接建国东路，西至瑞金二路接建国西路。长588米。建国中路最初为190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辟筑，名为打靶场路。同年又以天主教神父薛华立命名为薛华立路（Route Stanislas Chevalier），法租界会审公廨和总巡捕房都设于此处。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改名西长兴路。1945年改名建国中路。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805200000354 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旧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瑞金二路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8号
建国中路8号
建国中路8-12号，现在是充满现代感的“八号桥”创意园区。这里曾经是旧属法租界的一片旧厂房，从1938年和1948年版行号图（见下图）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是法工部局垃圾汽车停车处、马车间、法工部局工程处。解放前夕，这里是上海市卫生局清洁总队车间、上海公共交通公司修造厂（筹备委员会技术组）、上海市工务局建国东路营造厂。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1948年航拍图上“八号桥”地区（红色框内）
解放后，这里成为上汽集团所属"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所在地。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1993年12月由新建齿轮厂和上海汽车制动器厂并建。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原企业重组，留下了七栋旧厂房。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2003年下半年，在市经委和卢湾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上海华轻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时尚生活策划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工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旧厂房实施开发、改建、招商、管理，历时一年，把凝聚着特有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老厂房变成了吸引创意人才、激发创意灵感、集聚创意产业的新载体。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8号桥现已有境内外近百家著名设计公司和著名品牌落户，成为顶级品牌展示和信息发布的平台，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1号楼是8号桥的核心场馆。原来这里是热处理车间，设计者充分利用了原来厂房的层高，将之改建成了三层。一楼是多功能厅，二楼是观众席，三楼是贵宾半开放包厢，而对面则可以根据需要成为演讲台或表演舞台。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2号楼的一楼原来是制动器公司的仓库，二楼是自行车停车库，外楼梯还保留了原来的铁扶梯。2号楼走道的天花板非常人性化，用玻璃做天窗。虽然这条走道很窄，但当阳光从屋顶洒落下来的时候，整个园区都是暖融融的，很温馨。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3号楼原来是钣金车间、浴室的所在地，基础结构不好，所以基本上是原地重建的。这里的办公室内墙都是玻璃的，入驻的客户都是一些服装设计师和产品设计师。下面一楼的小广场堪称是8号桥的后花园，工作之余可以在这些露天茶座里品尝咖啡、交流创意、寻找灵感、洽谈生意。
5号楼基本上是以广告、理念、产品设计室为主。中厅是专门供举办展览展示和新产品发布等活动用的。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中间有一间共享的会议室，住户可以按小时来租用。
园区内的艺术家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街展示。这里也会吸引各国的艺术作品前来展览。人们在上下班都可以参观浏览这些艺术作品。
建国中路8号（8号桥）
6号楼是园区的生活区。上层是员工餐厅，下面是公共停车场。
7号楼的一楼白天是法国餐厅，晚上十点以后是迪斯科舞厅。7号楼入驻的都是一些世界上顶级的建筑会所，如加拿大的大型建筑设计所B&H、美国设计所SOM公司等。
8号桥之"桥"，寓意是为不同创意产业提供一个丰富的交流平台。这片改建后的旧工业厂房由此成为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和现代，也连接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建国中路18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805190000320 国民党地方警察署旧址 民国 瑞金二路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18号
建国中路18号
建国中路18号，有一幢法式三层建筑，现在是居民住宅。这里原是薛华立路16号（马斯南路196号），曾经是上海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见下面1938年版行号图）。
193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民国20年（1931）8月1日，根据中、法两国签订的《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撤销法租界会审公廨，成立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管辖原法租界内的民、刑事一、二审案件。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从1943年8月1日起，这里变为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见上面1948年版行号图）。
根据当时司法行政部的决定，从1943年8月1日起，设于南市之上海地方法院及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曁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及上海地方检察署，第一特区地方检察署，第二特区地方检察署，江苏高等检察署两分署等，一并裁撤。以后沪市民刑诉法事件，除设置上海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外，另设上海地方检察署及高等检察署四处，分别受理。上海地方法院则设于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原址，高等法院则设于威海卫路高二分院原址，上海地方检察署则设于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原址，高等检察署则设于西爱咸斯路高三分院原址，南市上海地方法院则予裁废。
1948年航拍图上建国中路14、16号建筑
在与之一路之隔的建国中路14号（思南路99号），曾经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也称会审公廨西牢）。据《上海地方志》记载：
1909年12月9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议决，在薛华立路靶子场兴建监狱。次年7月15日正式动工，1911年7月24日竣工，11月8日启用。1930年又予扩建。称“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今思南路99号），俗称马斯南路监狱。为法租界最大监狱。1931年8月1日改称“江苏上海第二特区监狱”。日伪时期先后易名“上海地方检察署看守所”、“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抗日胜利后，为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第一看守所”。监狱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呈四方形。监房2幢，分设为男监和女监。男监居南，四层建筑，每层85间，计340间；女监居北，二层建筑，每层17间，计34间。女监旁为病监，西侧为外籍犯监，共有监房近400间，可容囚犯2000～3000人。四周筑有围墙，墙内设巡逻道，围墙东西隅各建1所瞭望楼。东北部为办公楼，监狱中部设“教诲堂”。二三十年代狱中曾关押过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土，如邓中夏、刘晓、刘季平、艾青等。解放后，为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先后隶属于市人民法院和市公安局。1985年6月撤建。
《申报》上最早报道薛华立路西牢的时间是1916年，是关于一起越狱的报道。据《申报》记载，后来这里还发生过若干起越狱事件，但都以失败告终。
建国中路20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081 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民国 瑞金二路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20号
保护级别：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建国中路20号与22号之间庭院
建国中路20号，是一栋外廊式建筑，这里就是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建于1915年。
据《申报》当年的介绍，公廨后面左边屋内为被告候讯之所，右边洋房为中西谳员休息室，规模甚为宏敞。
1917年9月，法公廨会审副领事德赉沛也从法总领事署西首洋房内迁入公廨后面建造的一所洋房内。法租界会审公廨检察处则于1930年10月从公馆马路法领署楼上迁至会审公廨楼上。
法租界会审公廨亦称法租界会审公堂，是中国政府设在法租界的司法机构。1869年依上海道台与法国领事订立的章程成立。堂址长期设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法领署内，1915年迁至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每周开庭2次，陪审官为法国副领事，一切判决由其决定，且无上诉机关。刑事案件不准延请律师，民事案件诉讼金额超过1000元者方可请律师，但只准法国律师出庭。公堂一切司法行政事务，均由法领包办，提传人犯由捕房执行。辛亥革命期间，法领执行委任该堂谳员。1927年该堂取消陪审官对纯粹华人民事案件的会审，并由中国政府任命谳员。1930年，法领公布法租界会审公廨办事简章，允许中国律师出庭。次年7月，根据国民政府与法国公使的协定，该堂被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取代。
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影
194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军法处择定薛华立路20号为处址。
1949年5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市高级人民法院、区人民法院先后设此。
建国中路22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082 法租界警务处旧址 民国 瑞金二路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22号
建国中路22号
建国中路22号，原为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捕房旧址，底楼为当时法租界最大的拘留所。法租界各捕房拘获案犯后，都集中押解到大自鸣钟总捕房，然后解送公堂讯办，判决后的罪犯再带回总捕房，编明号数，至翌日再解至薛华立路西牢执行。
1917年9月6日《申报》记载：“法公廨于前年秋间迁入新租界薛华立路后，每日应讯案犯由大自鸣钟捕房押乘电车解去往返不便，故在与公廨毗连之空地上建造总捕房一所，业已竣工。屋内一切装修及应用器具现亦赶紧置备，昨由法总巡施美德君前往察看一遍，一俟布置完毕，即于下月初将大自鸣钟捕房迁入该处。”
据《申报》后续报道，实际上延至1918年4月15日才完成迁移，并重定名称，以新行为南捕房，旧行为北捕房，小东门为东捕房，嵩山路为西捕房。
建国中路22号及西面建筑
为方便巡捕居住，捕房后面又建造巡捕寄宿之洋房一座，在新捕房西首即薛华立路转角之处建造高大洋房若干间系为各捕头住居之处。
法租界警务处旧影
据《申报》记载，法公堂每年7月14日法国改建共和之纪念日及阳历年终，会就禁押各犯中择其在牢守法、工作勤奋、情罪较轻者开释若干。
中央捕房警务处还负责对捕房拘押犯的饭食在社会上进行招标，后来扩大到巡捕及法国驻沪军队所需之鲜肉、面包及杂货的社会招标。
法国驻华大使、总领事、江苏特派交涉员等中法官员曾经到此参观或视察。
上海司法当局在1931年8月1日接收法公廨监狱后，认为原有管理方法缺点颇多，如（一）屋小人多，不合卫生要求，原有监狱，初系一人一室，后增至三人一室；（二）管理太严酷，有违人道；（三）教诲犯人，采用宗教方式，仅用教士数人教诲，似难收效；（四）工作与休息并不调剂，且不量犯人之能力，强迫从事，譬如文人强其作苦工，似属不合，且给与奖励金亦极少。收回后对于上述数点，均须加以改革。且对于监狱房屋，亦拟加以修改，并由苏浙皖赣等省监狱富有经验及干练之管理员百余人，来沪充任。
而且，捕房中还发生过刑讯逼供，以及案件审理过程中藐视中国法官的情况。如1943年6月8日《申报》就报道了一起“张金海惨死案”的审理过程，张金海在狱中被殴打致死，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刑庭推事王蓝胜在去法院途中遭法捕房中央区区长蒲歇戈殴辱。从中暴露了狱中刑讯逼供，以及藐视中国法官的情状。
建国中路22号东望
1943年起，建国中路22号先后为汪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上海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1949年5月后为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建国中路26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805190000321 建国中路26号住宅 民国瑞金二路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26号
建国中路26号
建于1934年。公寓式建筑，被称为警察公寓。有三幢楼组成，分别为东楼、西楼和中楼，中间为花园，对称布局。东、西楼为五层城堡式，中楼为三层联排建筑。砖混结构。
建国中路26号院内
在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这里曾是上海市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一总队旧址。
建国中路61弄和玫坊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251 和玫坊 民国 打浦桥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61弄
建国中路61弄和玫坊
建于1931年前，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7幢。三十年代，这里曾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办公地。
建国中路61弄和玫坊
1931年7月28日，中法双方代表在南京外交部就中方收回上海法租界公廨的协定正式签字，并决定8月1日正式接收。这里有一个花絮，就是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因在普陀游玩，且因连日雨水太大，故7月28日公廨协定签字时未能如期到南京，至28日晚间才由普陀回沪。因协定签字后即须发表，故于28日晚到沪后，即于29日上午七时，由龙华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赶飞南京，于29日上午九时十五分抵南京，即赴外交部补行签字。
公廨交接后，司法行政部决定将原有公廨改组为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并增设江苏第三高等分院为上诉机关。因原有房屋不敷使用，决定租用公廨对面和玫坊的七幢房屋，作为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之用。又在西爱咸斯路恒爱里，租定房屋六幢，作为第三高等分院办公处。
建国中路103弄18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805190000252 建国中路103弄18号住宅民国 打浦桥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103弄18号
建国中路103弄
建于1912-1936年。旧式里弄，砖木三层结构楼房14幢。“三普”名单为何取该弄堂的18号为“代表”不得而知。
据《申报》资料，二三十年代，建国中路103弄住过不少中外精英人士。
2号曾是美术印刷工程师高元宰创办的高元印刷工业研究所，高元宰留学欧洲，发明了新型印刷机，可与当时进口机器比美；国立劳动大学教职员护校执委会曾在此开会。
3号曾是女律师张乙的事务所，张乙是本市社会局专员周汉彬之夫人，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著有《中国宪法之史的研究》一书，曾任上海市教育局视察员、国民政府统计员等职。
6号曾住过俄国妇人亚尔拿道夫一家，其女儿尼纳年方十八，长相秀美。一天，趁东家外出，仆人孙昌墉企图调戏其女，遭拒绝后，用刀杀死了尼纳。在沪上某西报馆工作的亚尔拿道夫的儿子闻讯后报告了捕房，孙昌墉被抓入狱。
12号住过俄国妇人尼高拉爱伐。
20号曾是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校址，教师由留法摄影印刷专家高元宰担任制版摄影主任，留法美术家郎鲁逊任美术主任，永和实业公司技师担任理化教授，并请国內外摄影印刷专家担任讲师。这里还是印刷画报社社址。
30号曾是赵国华、李谟律师事务所；还住过西侨LOCKERBIE先生。
34号曾是李鹏程会计师事务所。
35号曾是薛雪舲医师诊所。
40号是袁行允律师住宅。
钱鼎
43号曾是画家钱鼎画室，钱鼎，字铸九，曾任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及上海新华美专教授。
51号住过万国商团俄国队团员李维资基，因其妻另有所爱，在此开枪击伤了其妻情夫尼度文廓夫，又用刀刺伤其妻，后被捕房逮捕。
林汉达
著名教育家林汉达曾在103弄27号居住。林汉达（1900－1972），浙江镇海县龙场乡（今慈溪市龙山镇）人，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曾化名林涛。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后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解放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建国中路145号
建国中路145号，是胡治藩、金素雯的旧居。胡治藩（1902-1966），又名胡梯维，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掌权者，是把大光明电影院带上历史辉煌的企业家，又是海派文化里的知名作家、剧评家、京剧名票。
胡治藩
胡治藩出生于广州，是“浙江实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胡济生之子。1921年，奉父亲的命令，胡治藩从东吴大学金融管理系辍学，进银行接受银行业务的培训，1926年，二十四岁的浙江实业银行中层干部胡治藩，有了第一个为海派文化增添亮点的惊人之举，做了让他可以被称为“奇人”的“奇事”：办了一张报纸《司的克报》。他还以“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之名在《金钢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写短文，混迹于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
唐大郎（左）、胡梯维（中）及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
当时在小报界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称的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
金素雯
金素雯，京剧表演艺术家，满族。早年在杭州学戏。“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长期与周信芳（麒麟童）同台搭档。1937年的一天晚上，金素雯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一出新编的京剧《桃花扇》，当时的金素雯虽然只有21岁，却已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戏迷队伍。观众们对台上的金素雯如痴如醉，而胡治藩在台下静静地观看着，心想“这人太难得了，今生决不能错过她。”
金素雯签名戏照
金素雯不仅戏唱得好，更难得的是她有满腔的爱国情怀。“八·一三”抗战期间，胡治藩不仅目睹了金素雯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领着呼喊口号，还看到她在梨园公会的抗日筹款集会上登台演讲，金素雯的这些爱国行为让胡治藩深感震撼。后来他们又多次同台合作《人面桃花》《雷雨》等，渐生爱慕之情。1942年春，在结束了前一段包办婚姻后，胡治藩迎娶了金素雯。1942年4月4日的《申报》报道了他们结婚的消息（见下图）。
1942-04-04《申报》
1942年4月4日的《申报》以“坤伶金素雯今日结婚，下午四时在贝当路美国教堂”为题，进行了报道，全文如下：
人称「二小姐」的金素雯，自与胡梯维订婚以后，外间已经有过三次以上说他们秘密结婚的消息了，这是人们对于艺人行动的特别关心，尤其是「终身大事」的归宿问题。但这些消息都落了空，而两方面的朋友向他们探问的时候，也是唯唯否否，彷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于是愈秘密而愈消息多，愈消息多而愈秘密。到现在记者执笔的时候，他们结婚的消息还是严守着秘密，虽然这文字到达读者面前的时候，正是他俩的吉日良辰。
今天是「儿童节」，不是「万愚节」，所以本文发表的决不是「谣言」，而是「事实」。
他们结婚的仪式非常简单，其实也是严守秘密的关系，据说，他们最知己的几个朋友，恐怕也要到今天早上才能获得他们结婚的地点及时间。本文的发表，或者使那些关心他们的不识相的朋友要前去做不速之客，在「三鞠躬」的时候，有「万人争看二小姐」的盛举，甚至踏痛了新娘的脚，那是要请胡梯维原谅，这不是记者的故意「洩漏天机」，而是「和合坊间谍」传出来的消息。
读者们：如果要参加这个结婚盛典的，那请听着我的指挥。
胡梯维新郎什么时候到和合坊，现在还无法探到确息，不过照他们预定的结婚顺序上，今天该是新郎先到坤宅迎亲的。「迎亲」没有仪式，只是在中午十二时，新郎新娘从和合坊后门入万氏照相馆三楼，由老三超尘主持摄结婚照相。
拍过照后的行辕未定，或许为了这段文字使他们改变原定计划也说不定，但下午四时在贝当路美国教堂牧师面前说：“I Will”是决不会更动的，贝当路果然路途远一点，二十二路公共汽车是可以直达的，有脚踏车的更便利。
结婚后折返吕班路罗蔓饭店招待亲友，据说是茶点，这是新郎新娘的经济时间关系，以便最后一个节目「送入洞房」可以提早实行。
「洞房花烛夜」是在薛华立路。关于这一点，希望关心他们的不相识的朋友们不要到卢家湾捕房门前徘徊不去。私人住宅比不得照相馆教堂以及饭店，主人是恕不招待的。
胡治藩与金素雯
抗战胜利后，胡治藩以浙江实业家身份接手并执掌了由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影戏院组成的上海国光影院公司。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胡治藩任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期间，做过胡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
建国中路145号
1949年，胡治藩拒绝了美国人的邀请，他选择和妻子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胡治藩的国光影院公司公私合营，而金素雯加入了上海京剧团，曾和周信芳长期配戏，在《秦香莲》《清风亭》《文天祥》《海瑞上疏》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1955年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京剧晚会上，金素雯和周信芳合作演出《打渔杀家》。
1966年，胡治藩同妻子金素雯，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侮辱后，决定以死抗争。7月3日深夜，他们双双自尽了。
建国中路155弄口
建国中路155弄建国坊，原名薛华坊，新式里弄，建于1912-1936年，三层砖木结构，有楼房28幢。由于与田子坊相通，使以前安静的弄堂，变得热闹异常。
1948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的建国中路155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弄堂曾是藏龙卧虎之地。先把老地图贴出来以便与现今的门牌号对照，下文提到的门牌号已用红色方框框出来了（见上图）。
建国中路155弄3号
建国中路155弄3号，是化学家韩组康旧居。 韩组康（1894～1968），原名韩恩绶，英文名John E. S. Han。湖南宝庆人，仪器分析专家。中国化学会和中华化学工业会理事。1924年到1952年间，除1942-1945年日本侵略军接管卜内门公司他自动离职外，先后担任该公司实验室主任达20余年之久。1929-1952年间，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
建国中路155弄13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105 杨度旧居 民国 打浦桥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155弄13号
杨度
建国中路155弄13号，是杨度旧居。
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学者，政治活动家。是与清廷、改良派、民国、汪伪、共产党都有瓜葛的人物。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建国中路155弄13号寓所即为杜月笙所赠。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建国中路155弄15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945190000106 汪亚尘旧居 民国 打浦桥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155弄15号
建国中路155弄1-6号
建国中路155弄1号，是著名画家汪亚尘旧居；
建国中路155弄7-12号
建国中路155弄13-18号
建国中路155弄9、14-16、18号是由汪亚尘和徐朗西于1926年创办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师范学校的校舍旧址。
汪亚尘
汪亚尘（1894-1983），浙江杭州人。1915年曾与陈抱一等人组建中国第一个画会组织“东方画会”。1916年东渡日本留学，192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系，同年回国，被聘为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28年至1930年与夫人同赴欧洲作艺术考察，回国后的1930年12月汪亚尘及夫人荣君立女士举行画展，展出英、法、德、比、俄、瑞士及意大利旅行写生八十余幅暨文艺复兴至近代欧洲代表名画摹写作品五十余幅，反响热烈。归国后曾任新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新华艺术师范学校校长。1947年赴美讲学并举办画展，传播中国绘画，历时30余年。晚年侨居美国，1980年回国定居。擅长西画及国画，尤以画金鱼著称。
建国中路155弄16号
建国中路155弄16号，是化学家严志弦旧居。严志弦（1894～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192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30年始，任东吴大学助教、讲师。之后在东吴、复旦两校任教授，并兼任江苏蚕丝专科学校教授。此外，还担任天丰药厂化验站主任、天元药厂厂长兼主任技师，并完成了《乳糖酸钙电解合成》的研究。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学科学部主任和教务长等职务。
建国中路155弄36号
原薛华立路155弄24号（今建国中路155弄36号），曾是兴中小学女子部旧址。兴中小学是褚民谊、王晓籁、杜月笙、吴静波等为了纪念兴中会诸先烈的革命精神于1930年创办，校址在金神父路群贤别墅。
建国中路155弄25号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3805190000347 建国中路155弄25号住宅民国 打浦桥街道
地址：建国中路155弄25号
建国中路155弄25号
建国中路155弄25号，是一幢中式平房，不知道“三普”把这幢房子列入文保建筑是何缘故。这里目前是“漫步者花园”酒吧餐厅。
泰康路248弄天成里
倒是原薛华立路155弄天成里25号（今泰康路248弄25号），曾是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张红薇律师的旧居。张红薇，浙江东阳人，上海法政学院毕业，律师，历任上海市妇女会理事，上海市妇女建设协会理事长等职。
张红薇
1941年4月15日《申报》记载，昨天（14日），张红薇律师在薛华立路155弄天成里25号遭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逮捕时，日方并取走置于桌上其夫之照片一张。
1941年4月15日《申报》
身为上海市妇女建设协会理事长的张红薇律师对于妇运工作，推展不遗余力。1947年12月，张红薇律师因为在轰动一时的舞潮中对舞女们积极伸出援手的善举而顺利当选国大代表。
1948年1月31日，在新仙林舞厅集会，即将前往社会局请愿的舞女、乐师和舞厅职工们
1947年7月，国民政府为了缓解内战带来的财政和物资压力，制定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有一项就是禁止营业性跳舞场。消息传到上海，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弹。
9月9日，数千舞女、舞厅乐师和职工在新仙林舞厅集会请愿，现场哭喊哀嚎声不绝于耳：“我们要吃饭！”、“节约不是制造失业！”、“我们不要嫁人！”。并相继分头去南京、市民政局和市党部请愿，为了帮助舞女寻找出路，上海妇女会的理事、同时也是上海知名的女律师张红薇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舞女们成立一个舞女联谊会，作为上海妇女会的下属机构，给予舞女们具体指导。
很快，上海妇女会舞女联谊会就在1947年初秋在新世界三楼成立了。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南京政府最终妥协，决定“分批抽签淘汰，限期一年禁绝。”上海市社会局的抽签定于1948年1月31日进行，舞女们准备在这一天先到新仙林舞厅开会，再到社会局请愿。
上午11时，社会局的抽签结果传来，包括了仙乐斯、百乐门、米高美、丽都等14家一流舞厅将首批在1948年3月前关门。这彻底点燃了请愿队伍的怒火。6000多名舞女、舞厅乐师和舞厅职工等在下午3点涌进了位于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市社会局，急切地等待与局长吴开先对话。此时人群突然听到社会局楼上玻璃窗被砸碎的巨响，又传来“打人了”的叫喊，愤怒的人们积累了多月的怒火，开始与维持秩序的警察打斗了起来。
舞女们和其他人员蜂拥而上，一起涌到社会局的办公楼内，局面开始失控
人们逐渐失去理智，局势开始失控。警察部队闻讯呼啸而至，荷枪实弹的军警边打边拖，把大批舞女架入囚车。最终，有七十三名被告被起诉，除部分无罪开释外，其余分别处以四年以下，二月以上徒刑。上海妇女会舞女联谊会被同时查封。在庭审过程中，张红薇作为被告律师出庭辩护。
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当局不得不于1948年3月31日宣布取消禁舞令，各大舞厅又开始营业，上海滩紧张的氛围这才得到缓和。
泰康路248弄41号
原薛华立路155弄天成里41号（今泰康路248弄41号），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美学界的留法画家、文艺评论家华林的旧居。华林（1889-1980），浙江湖州人，曾任新华艺专、上海正风文学院、上海美专、国立暨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等校教授，与徐悲鸿 、孙福熙、汪亚尘等熟稔。
1932-01-20《申报》广告中写道：“薛华立路天成里四十一号华林画室”
华林曾三次赴法国留学，一生经历颇丰。
在1913年至1916年第一次赴法期间，曾与蔡元培、李石曾一起办华法教育会。第二次赴法是1919年，他与恋人崔肇华关系破裂后，万念俱灰，再次赴法，1924年回国。在法国期间，他与刘厚、李光宇等在里昂中法大学组织一编译会，与毕修勺等人还主办了《工余》杂志。据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华林与同时期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人有所交集。1924年回国后，华林将自己与崔肇华的曲折恋爱经历写成文章，起名《情波记》，后来经《晶报》刊发，在《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上引起了激烈批评和广泛讨论，并且逐渐演变成一场横跨京沪的文坛风波，甚至华林与苏雪林之间的一段恋爱往事也被曝光。第三次赴法约在1928年，1930年回国，第三次赴法期间，正逢画家汪亚尘夫妇在欧洲考察，在考察法国里昂期间，正在里昂中法大学的华林曾作为向导，尽地主之谊。
巴黎华法教育会同仁合影（第2排左一：华林，左三：刘厚）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林曾是当时报刊界小有名气的人物，自1912年，他先后当过《国风日报》的记者，做过天津《新春秋》的编辑，1918年赴马尼拉任《华侨公理报》的主编，1922年前后在里昂与毕修勺等人还主办了《工余》杂志，后辗转上海南京等地，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1932年与盛成等人入中国文艺社工作，直到文艺社解散。
华林（左三）与徐悲鸿（左一）、王临乙（左二）、汪亚尘夫妇（右一、二）的合影
上面的照片是从法国留学归国的华林（左三）与徐悲鸿（左一）、王临乙（左二）、汪亚尘夫妇（右一、二）的合影，由蒋碧薇慑于1935年。
第三次留法回国后的1932年，华林与徐仲年、章衣萍、孙福熙、汪亚尘等在上海组织“文艺茶话会”，出版《文艺茶话》月刊。据徐仲年在1946年10月24日的《申报》（见下图）上发表的《恢复“文艺茶话会”》一文中记载：1932年6月19日下午四时，在上海环龙路花园别墅三号，孙福熙府上，由孙福熙夫人刘雪崖女士主持，开了首次“文艺茶话会”。参加的有：华林，孙福熙，刘雪崖，汪亚尘夫妇，李唯建夫妇，章衣萍夫妇，徐仲年夫妇等。茶话会是以法国沙龙式，由孙福熙夫妇作东。第二次的“文艺茶话会”于6月26日下午三时举行，地点在新雅酒楼西厢。这次的会奠定了“文艺茶话会”的本质，也就是发挥了它的个性。
徐仲年在文中写道，“文艺茶话会”的特点是：（一）扫除一切形式主义，愿来则来，愿去即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二）打破一切功利主义，不妄企“御用”他人，也不甘“被御用”于人；（三）提倡纯洁友谊主义，以文艺会友，图半日之欢，一吐心中积郁；（四）鼓吹高尚利他主义，编辑者可以和作家接洽稿件，画苑主持人可以和艺术家商量展览等等，以及组织小规模的音乐会，演讲会，招待过沪文艺家，以至最简单的摆龙门阵。
“文艺茶话会”还办到苏州、南京、杭州、香港等地，“八·一三”以后则在重庆，1946年又在上海恢复。
1946-10-24《申报》
华林还是个咖啡爱好者，1930年汪亚尘夫妇访问法国里昂时，华林就邀请他们到当地的一家颇具特色的咖啡馆小息。他曾在报刊上多次写文章介绍欧洲多地的咖啡馆，以及上海林森公园旁的“文艺咖啡馆”。
他与汪亚尘曾是街坊（一个住在薛华坊，另一个住在天成里），少不了登门拜访。如：1933年1月2日晚，他与徐悲鸿、舒新城、潘天寿等一起在汪亚尘家品尝日式牛肉；又如：他在1946年11月1日的《申报》上撰文《雅室读画》，写道：“薛华立路汪亚尘画室中，巧遇孙福熙先生......”
1947-06-12《申报》
抗战胜利后，华林由重庆迁回上海，故地重游，他在1947年6月12日的《申报》上写了一篇《林森中路散步》（见上图），文章写道：
十四年前，我住上海薛华立路时，每天下午，我常在霞飞路一带散步，从法国公园华龙路起，一直走到回力球场亚尔培路口为止，这一段街道，非常清洁，且常常遇见朋友，那时孙福熙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他家里好像是大本营。这次抗战胜利后，朋友多半星散，我返沪一年多，各处回来的人，又重新聚在上海林森中路一带，我依然常常在这一段路散步，不过比昔日两头放长点，东首要到马当路口，因为我常到上海市教育局，西头延至襄阳北路，甚至延至福开森路口，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在那里，吕班路有云林书画社与黃山艺苑，林森公园附近，有香雪园与文艺咖啡馆，李石曾住浦石路，孙福熙现住环龙路近陕西南路，巴金住霞飞坊，欧阳予倩住林森中路、陕西南路口，毕修勺住长乐路，汪亚尘仍旧住原地薛华坊，所以这段路，不但不寂寞，而且感到比十多年前，格外繁荣！
上海市体育馆，分一部分房间，做了上海文艺作家协会与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由重庆迁移来沪之文协总会，会址在康悌路，比较路程远得多；但作家书屋则在近邻，王进珊与刘海栗，刘狮都近复兴公园左右，鲁莽常常到新闻专科学校，以上的朋友，每逢星期天下午，大都到香雪园茶座聚谈，徐仲年虽住海防路，但是他回上海，必在这一段路上奔走。
四川北路朋友甚多，但路程太远，很少跑到那里去，就是关于文化活动的事，也多半集中在林森中路一带。昔日散步，以法国公园为中心，现在以林森公园做中心了。可惜陆不如的黎明学园已停办，否则必园內又多一番热闹。
朱鹤翔
曾经居住在薛华立路的还有民国时期的外交家朱鹤翔。朱鹤翔，上海宝山人，比利时罗文大学政治外交科毕业获博士学位，曾任外交部参事、国际司司长、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法总巡费沃礼的公馆也曾在薛华立路，费沃礼任职九载，1928年回国。
江苏特派交涉员陈世光也曾在这条路上居住过。
杜锡珪
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的私宅也曾在薛华立路上。杜锡珪（1874－1933），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民国海军将领、政治家、军事家，直系军阀。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曾率海军舰队镇压武昌起义，后来率领舰队发动九江起义，投靠革命军。1923年，出任海军总司令，封将军府瀛威将军。1925年，出任海军总长。1926年，曾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后又出任福州海军学校校长。北伐开始后，归附南方国民革命军。1931年，授海军上将衔。1933年12月，在上海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