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篇课文，名为《桃花源记》。
里面记载了一群为了躲避战乱而与世隔绝的人，相信很多人都向往过桃花源记里面描述的生活。
人人相亲和睦，大家自给自足，没有纷争战乱，争吵喧闹，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不闭户，老人小孩都怡然自乐。
而在现代社会飞速地扩张下，无论是美洲原始土著印第安人，还是冰天雪地下的爱斯基摩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社会的侵扰。
但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在中国学者第一次到访时，当地人竟然发出了“大清现在怎么样？”的疑问，一瞬间就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里的老人问作者“今夕是何年”的场景。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村落？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与外界联系？他们的生活真的像《桃花源记》里面描述的那样吗？
“陕西村”的起源
这是一群坐落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带的村落，如果不告诉你地点，直接让你看见村落里的场景，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就置身于陕西的一个普通的村庄里。
入目就是一座座农村常见的土房子。
石头砌墙、用灰泥涂墙，有的还在屋顶上安装彩绘瓦片整个村庄呈现出古朴、美观的景象。
家具也是极具陕西特色，有木器家具和砖窑炕。
还有使用竹编、麻绳等天然材料进行制作的农用工具等。
为什么极具陕西特色的村落会出现在这里？故事还要从清朝开始说起。
在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末期，慈禧荒淫无度，民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
在此背景下爆发了多场农民起义运动，其中声势最浩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太平天国运动了。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鼓舞了全国各地受苦受难的农民，而西北地区也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这里以回族居多，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当时杰出首领白彦虎的带领下也开始了反抗运动。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廿三日，陕甘回变爆发。
由于清政府民族压迫严重，地主阶级嚣张跋扈，人民生活极其困苦，陕西回民与甘肃回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尊严，参加了这次起义。
清朝政府为打压此起义而向全国各地下达大规模兵力进行镇压。
战争双方在鄯善展开激战，白彦虎因为表现优异而晋升为队伍的领袖。
然而，由于武器装备不足，许多起义军士兵只能依靠手中的长矛和步枪对抗清军的火炮，面对强大的清军，起义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1877年，随着清朝加大了对陕西的统治力度，起义军被迫转移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带，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逃亡生涯。
而这支回民队伍就是“陕西村”的前身，也是今天中亚的东干族的主要组成之一。
“陕西村”的形成
逃亡的白彦虎带领其部族来到了当时俄国的边境。
按理说白彦虎属于异国的武装部队，本应引起俄国的敌意和警惕，但没想到俄国很愉快地就接纳了这个部族。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白彦虎部队带来了中国的农耕文化，这对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当时俄国人对农业方面并不十分擅长，而白彦虎部队所带来的农耕文化和种子等物品可以为俄国提供很大的帮助，使得俄国能够更好地开展自己的农业生产。
可以说，论种地，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我们中国人。
白彦虎部队还对中国地区具有制衡的作用。
在清朝末年，中国正处于削弱和衰落的阶段，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相对薄弱。
而俄国政府则利用了这一时机，开始在新疆地区进行自己的行动，对中国新疆地区图谋不轨。
白彦虎的军队熟悉中国国情，可以帮助俄国军队更好地对中国进行作战行动。
此外，俄国沙皇认为这些人可以成为自己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劳动力，尤其是他们在军事和生产上的特长可以用来开垦荒田，这样既能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又能为自己所用。
因此，俄国沙皇采取了较为优惠的政策，给予这些人较多的土地和种植资源。
得到俄国沙皇的支持后，白彦虎部队的成员逐渐在中亚地区落地生根，开始自力更生。
一些成员开始在当地从事农业等生产活动，而另一些成员则加入了俄军进行军事战斗。
由于俄国政府并未在这些边境地区投入过多的精力，因此这些逃亡至此的人们拥有着相当大的自治权，他们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招揽了更多的“移民”加入自己的村落。
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甚至语言文字都不曾改变。
到了1942年，苏联正式给这些人命名“东干”，而这些人称自己为“回回”（陕西方言回民的意思），“东干”在他们眼里只是别称。
而关于为什么叫这些人“东干”，学界也有着两种解释。
一种说法认为东干就是东汉的意思，早在汉代就有中原人在中亚定居。
西域都护府设立以来，大量中原人自汉朝而来，他们自称东汉人；另一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源自突厥语qurup qalghan（意为“定居者”）或donan（意为“回来”），是突厥人、塔吉克斯坦人与俄罗斯人对中亚地区与中国境内回族的称呼。
也有学者指出东干为“东岸子”的突厥语音译，当陕甘回民进入新疆后，他们向当地人介绍：“我们是东岸子人”，从此东干成为这个回族分支的称呼（也有敦煌与潼关之意）。
总之第一批“陕西村”的人就这样顺利地在俄国境内扎根安居，繁衍生存了一百多年。
“时间静止”的陕西村
而在这一百多年内，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新中国的成立，都没有对“陕西村”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时间仿佛在这些村落间静止不动了。
“陕西村”现如今还在说着清朝末期的陕西方言，“好着呢”是他们最常用的打招呼的方式。
他们还把“政府”叫成“衙门”，总统称为“皇帝”。
“娃子”“上炕”等方言更是与我国陕西地区无二。
东干人的陕西方言是一种鲜明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东干人对于祖籍地陕西的深情厚谊。
虽然从陕西移民至中亚，但他们对于祖籍地的思念之情却一直未曾消失。
通过保留和传承陕西方言，东干人很好地维系了自己与祖籍地的联系，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东干人通过保留陕西方言，也让后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先辈的生活状况和文化传承。
通过陕西方言，东干人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使得后人能够更好地了解祖先的生活环境、工作方式和日常交流方式等等。
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可以为后人提供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
由于东干人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与中国西北地区非常接近，都是干旱多风，适宜于小麦和油菜的种植。
因此，东干人的主食和副食材料也基本相同。
例如小麦面食和油菜、芝麻等植物油。
这些食材被制成各种传统饮食，例如馅饼、烙饼、面条等等。
而回族饮食中也有大量使用面粉、植物油等食材制作的面点、糕点、油糕等传统美食。
东干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承方式同陕西人也并没有改变。
例如，他们都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土锅、竹筷等传统用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重视节俭、亲情和友情等价值观。
此外，他们的起居结构也非常相似，比如都使用炕和炕桌等传统家具。
同中国的传统婚恋价值观一样，“陕西村”的东干人也保留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价值观，在这里几乎没有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就安心过日子，更是没有离婚这回事。
在东干人的传统文化中，由父母来安排自己的婚姻大事代表着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和顺从。
尊重父母代表着东干人的尊卑秩序和家族传统。
在东干人的传统文化中，尊卑秩序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它规定了个人在家庭、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地位和权利，明确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因为在东干人的观念中，家庭是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围绕着亲情和责任建立的。
这也符合我国古代小农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同样，“多子多福”也是陕西村里独特的文化现象。
东干人认为多子是一种荣誉，可以为家族带来较高的社会声望和财富。
在东干人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和女性都很重视生育的问题。
男性可以通过生育获得更多的牲畜、荣誉和权力，而女性则可以用自己的生育情况证明自己对家庭的贡献。
多子还有助于家族的延续和繁荣。
在东干人的文化中，家族是非常重要的，而多子正是保障家族延续和繁荣的一种方式。
他们认为多子可以为家族带来财富和力量，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领土和部落。
细细想来，“陕西村”真的就是我国古代农村的缩影，无论是从风土人情，社会样貌，价值观念，都符合我国小农社会的一切特点。
越过越好的生活
东干人在这片土地上数百年来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东干人的生活质量显然更高一些。
首先，东干人在经济上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东干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粮食、蔬菜和果园，其诚实守信的商业信誉也使得他们能够建立与外部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拓宽了市场和商机。
在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种植的蔬菜占全国的50%左右，这说明他们在农业方面有着很高的技术和经验。
除此之外，东干人还从事羊毛、皮草、制革等手工业制造业和过境贸易等其他行业，这些行业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的收入来源，有助于提高日常生活品质。
而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该国已实行了多次的私有化改革过程，将原来的国有企业、资源和资产转变为民营企业和私人所有。
这一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并对东干人的生活水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的不断完善，也让东干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东干人在经济上可以为社区或部落提供帮助，而这些社区也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安全保障以及基础设施、卫生条件等方面的服务。
许多东干人现在都开上了宝马，住上了洋楼，享受着社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福利。
但是东干人依旧十分重视传统，他们不像大多数现代人那样疲于奔命，他们更懂得享受生活，让自己慢下来。
他们注重家庭和亲情，通常会在一起聚餐、聊天、唱歌、跳舞等，这种生活方式的简单而温馨，不仅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也带给了人们更多幸福感。
在许多传统文化丢失的今天，没想到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陕西民俗文化竟以这种方式流传了下来。
这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传统文化正在被丢失或遗忘，我们应该珍视和重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政府、民间组织、个人应该协同起来，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最后，也祝愿远在异国他乡的“陕西村”能越来越好，有空“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