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证据种类看，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书证较多，而视听资料、勘查检验笔录、被害人陈述、物证较少；
2.从被调查人供述看，实践中一对一的情况较少，但常常出现避重就轻或者翻供的现象；
3.从证人证言看，证人与被调查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多是同事、下级朋友等，有的还可能与案件有牵连（有的嫌疑人就在调查组中间），影响其证言的真实可靠性；
4.从证据范围看，较为广泛，且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
5.从证明对象看，许多案件存在原案问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原案的证据也是本案的证据；
6.从证明内容看，要求证据证明的环节多，如职责、渎职情节，要求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比较强。
比如，证明刑事责任年龄、责任能力及供职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行使公共管理职权，因授权、委派或委托从事公务等方面的证据。
以书面证据为主，一是单位的三定方案，确定单位的职责职权；二是个人任职分工文件或会议记录，固定其个人具体职责；三是一些内部规定、工作程序等，将个人职责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四是相关证人证言，用于印证上述书证反映的职责。
办理渎职案件，关键是找准渎职行为的违规点。渎职行为包括乱作为和不作为，通过作为方式渎职的一般留下的证据比较多，相对好搜集；以不作为方式渎职的证据相对较少，一般通过搜集被调查人应当作为的职责，辅助以其他没有作为的客观事实，通过分析推理予以证明。例如，某国有企业负责人以高于评估价1亿元收购铁矿，造成国有财产损失，涉嫌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案。企业人员职务行为发生在经营投资活动中，投资有可能盈利，也有可能亏损，本案的难点在于为什么要将溢价收购行为认定为渎职行为，也就是怎么把正常的经营亏损和渎职犯罪区分开来。本案的调查通过以下证据加以证明：①向当地国资委调取了该负责人的工作职责，是“忠诚勤勉的履行管理职责，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资本收益最大化”。这证明了该负责人在企业经营中不能恣意妄为，具有应当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完成项目收购的职责。②通过相关证人证言证实该国企在收购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完全能够以评估价等值收购，而不需要溢价收购。③发现该负责人违反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根据国务院“三重一大”制度规定，为保证重大事项经过集体研究程序，规定了决策事项应当提前告知所有参会人员并提供相关材料，要经过参会人员充分讨论并分别发表意见，主要负责人应当最后发表结论性意见等。该负责人违反了上述规定，在会议上临时散发相关材料，使参会人员难以有时间研究和思考，然后进行表态性发言，没有给其他成员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最终未经充分讨论，草草通过决定。上述违规点综合证明了该国企负责人的渎职行为。由此可见，渎职行为的违规点是具体的、明确的、有相关依据的，而不能是概括的、抽象的。
包括自首、立功、坦白、主动认罪认罚、上缴涉案财物等。另外，在取证过程中既要收集证明被调查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证明其无罪的证据，防止最后出现新的证据，颠覆现有的证据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