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马勒，一位艺术史上的传奇女性。她生于19世纪末的艺术家庭，成长在维也纳现代艺术的黄金时期，创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还立志写歌剧。在被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扼杀了音乐梦想后，她转而成为男人们背后的缪斯女神，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建筑领域现代包豪斯运动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德语世界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诗人弗朗茨·韦费尔先后成为阿尔玛的三任丈夫，而且她一长串的情人名单里还包括狂野的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等众多艺术家和名人……

弗朗茨·韦费尔

　　1949年8月31日，阿尔玛70岁生日之际，古斯塔夫与古斯蒂·阿尔特送给阿尔玛一本皮封套的纪念册，邀请各路朋友在其中写下感谢与祝福之语。共有77名同伴好友回应。托马斯·曼奉上了异乎寻常的、充满热情的赞扬：“你的个性，身为女性所特有的人性，一个伟大的女子所展现的光芒，这一切都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此外，你还是两位了不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同行者的遗孀，这使我更加尊崇你，容我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托马斯·曼向阿尔玛献上“绝世遗孀”的称号——自此，她一直乐于顶着这个名号行走。

“阿尔玛想被崇拜”

古斯塔夫·马勒

　　1949年夏天，安娜的到访令母女二人重又找到新的和谐——“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我希望永远不要失去。”阿尔玛说。1950年11月，安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找到了一份教授雕塑的工作。她与7岁的玛丽娜一起搬到了加州，玛丽娜还记得对祖母的第一印象：

　　我只是觉得她很漂亮。她拥有最特别的肌肤——如此通透，还有她身上所散发的耀眼的光芒……她非常高贵，拥有真正的风度。

　　一段时间内，祖母与外孙女的相处还算亲近，但很快，玛丽娜意识到：“她并不想与我分享母亲……母亲对我的爱令她醋意十足。我的母亲一直非常爱我，比爱她的母亲更甚，因此其中的嫉妒不可避免。”

　　尽管多年来，安娜一直“叛逆地逃离”阿尔玛，“我的母亲总是说，阿尔玛想被崇拜，而我母亲不是那种喜欢崇拜他人的人。她做不到。”玛丽娜称。即便如此，就内心而言，安娜还是很崇拜她的，“就像一位希腊女神，人们总是愿意向她敬献礼物与祭品。每一个人皆然”。

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1951年，阿尔玛离开洛杉矶来到纽约，在东73街120号一栋房子的上两层安顿下来。这里紧邻大都会歌剧院与卡内基音乐厅，阿尔玛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场所度过。

　　阿尔玛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阿尔玛将公寓三楼的功能做了分配：一部分空间专为“致敬文字的力量而造，另一部分则献给音乐”。客厅的墙面从地上一直到天花板都内嵌书架，摆满书籍，从少女时代马克斯·布尔克哈德送予她的德文经典到韦费尔各种语言版本的作品集、朋友们的书，连同“几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崇拜的所有智性灵魂——从柏拉图到萧伯纳”。中间悬挂着剩下的六把科柯施卡所绘制的扇子（第七把已经被妒火中烧的格罗皮乌斯烧毁），他为她画的肖像及几幅画作。第二间是音乐室，里面摆放着大钢琴，琴上方悬着一幅古斯塔夫·马勒的巨幅画像。桌旁的保险柜里收藏有布鲁克纳、马勒等人的珍贵手稿。

　　虽然生活清简了些，阿尔玛仍旧会招待宾客。她时常去听音乐会，看歌剧，看展览，了解时下的文化八卦。

　　“我总能遇见一些大人物”

　　1952年，阿尔玛回到欧洲，但这一次是前往巴黎——协商关于画作归还问题。维也纳官僚机构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激怒了阿尔玛。

　　阿尔玛在熟悉的皇家玛德琳酒店住了两个月，之后前往罗马，再次沉浸于意大利文化之中。“好生奇怪，在旅途中，我总能遇见一些大人物。”她在日记中写道。原来，在回纽约的路上，当阿尔玛独自一人坐在甲板上读书时，“一位高大的、阿波罗式的男人”突然立于面前。“我是桑顿·怀尔德。”他自我介绍道，随后两人攀谈起来。

　　富于智识的天才灵魂永远对阿尔玛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与这位写出了普利策奖获奖小说《圣路易斯雷之桥》的杰出作家相处数日后，阿尔玛不禁感叹日子不经过，“仿佛只过去了短短几分钟”。“我们似乎一直在交谈，直到船于纽约靠岸。他的每句话都令人愉快——后来，他的每一封信亦然。自韦费尔去世后，我最珍惜的莫过于怀尔德的友谊。”

　　1954年，她又去了一趟罗马，但抱怨长途跋涉的疲累以及心脏病的困扰，此后，再也没有冒险出国。自1956年起，阿尔玛又开始推进始于1944年的自传计划。最终完成的版本《爱是桥梁》于1958年春天出版，反响不一。有些人觉得这本书过于自私，旨在为自己增光添彩，时而还以牺牲丈夫为代价。那以后，若干朋友开始与阿尔玛保持距离。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尤为受伤。“你口中那些贴有我名字的爱情故事并不属于我们……剩下的，唯有沉默。”他冷冷地写道。

　　“我的一生是美丽的”

　　1960年，伦纳德·伯恩斯坦为纪念马勒百年诞辰，举办了马勒音乐节。阿尔玛顶着“绝世遗孀”的光环参加了排练，接受众人的祝贺。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来自德国广播电视网络电视一台（ARD）的资深记者蒂洛·科赫拜访了她。阿尔玛坐在扶手椅中，“珠光宝气的双手”靠在桌上，“馥郁的香气笼罩着她”。当谈及马勒与韦费尔时，科赫意识到她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问题，因为当时的阿尔玛已几乎丧失听力，“但她不想承认，以免叫客人失望。于是，她在我面前竭尽所能地表演，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她展现了强大的个性，她的坚定有力，她的活力与敏感，她性格中的过度与勇气，尽管装扮浮夸”。尽管能力变得越来越疲弱，但阿尔玛掌控周遭环境与自我形象的决心意念丝毫没有减损。

　　1964年12月11日，阿尔玛在纽约的公寓里去世，享年85岁。“我的一生是美丽的”，阿尔玛在自述中提及她生命中至为重要、视作珍宝的一切：

　　上帝令我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神手们相遇，早在他们的双手创造出神作之前，令我预见一切。如果有一段时光，我抓住了那些光之骑士的马镫，那我的存在便是合理的、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