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390—487年），字伯恭，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北魏时期著名政治家，丞相参军高韬之子，曾任从事中郎、中书博士、中书侍郎、镇东将军、中书监、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等。高允早年致力于学术研究，40岁时方步入政坛，可谓大器晚成，其从政生涯长达50余年，历仕五朝君主，去世时年近百岁，堪称北魏政坛的“常青树”，并因德行高尚而被文成帝拓跋濬尊称为“令公”，深受众人爱戴。
直言劝谏
高允为官以直谏闻名，朝中之事凡有不当之处，他都要及时向皇帝进言指出，即便触怒圣颜亦毫不退却，拳拳为国之心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高允所辅佐的北魏君主们都对其十分信任和尊重。
北魏太武帝时，民间良田大都被官府封禁起来用作牧场或者苑囿，耕地面积大量缩减，导致大量百姓失地无依，京城游民遍地。高允对此深感不满，于是借入宫觐见之机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谏，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圈禁良田的危害，要求解除田禁，把良田交给农民耕种，太武帝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改牧为农”成为北魏复兴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高允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给事中郭善明为了显示自身才能，处心积虑劝文成帝修建宫殿，文成帝亦渐渐动心。而高允认为此时修建宫殿劳民伤财，于社稷无益，遂不惜败君王之兴，进言阻止，言辞也十分犀利。高允说道：如今建国已久，宫殿已然很完备，永安前殿足够用来接受万国朝会，西堂温室也足以让您休息，紫楼的高度也足够看近望远之用了，如果想再修建一些更加壮丽精巧的建筑，可以慢慢筹备，不宜仓促开工。同时，高允还给文成帝算了一笔账，认为修建新宫殿粗算下来至少需要四万人忙碌半年之久，不仅朝廷耗费巨大，百姓的生活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文成帝听了之后，深以为然，于是打消了修建宫殿的念头。后来，高允认为文成帝对贵族在婚娶丧葬上奢靡铺张的行为不加限制，导致豪门大族竞奢成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于是又上疏劝谏，历数当下奢靡之风上行下效之害，并直言文成帝作为一国之君应自上而下厉行节俭，以改进社会风俗。文成帝虚心接纳，世风为之一新。
献文帝继位后，高允又进言，主张在各郡国建立学校，推广教育，北魏在郡府设立学校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孝文帝即位后，高允又作《酒训》一文呈送给孝文帝，力陈酗酒有败德之害，建议孝文帝应在国内推行节制饮酒的措施，孝文帝看后十分赞同，常常把此文带在身边，时时告诫自己，警示众臣。
清廉自守
高允一生为国为民不惜性命，于己则淡然超脱、清廉自守，堪为人臣典范。文成帝在位时，高允已年过六旬，当初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人多已封侯，高允曾经的属下当中也有100多人已经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却当了27年郎官还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对此高允也没有任何怨言，仍旧事事勤勉，不遗余力。当时朝廷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就经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采摘维持温饱。文成帝将高允提拔为中书令之后，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蒙圣宠，但是他家中十分贫困，妻子儿子都无以为生。文成帝听后亲自到高允家中查看，发现高允家仅有几间草屋，盖的是布被，穿的是麻袍，厨房里也仅有一点儿盐菜。文成帝心中感慨不已，下令赐给高允帛500匹、粟千斛，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对此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但文成帝都不应允，高允只好勉强接受。
孝文帝继位后，对高允十分倚重，常派人接他到殿中商量国事，太和年间，高允虽已是近百岁高龄，仍旧坚持批阅史书毫不懈怠。孝文帝见高允年事已高，担心其因政事繁忙、生活过于清简而影响身体，于是下令让乐部安排10个乐师每5天到高允家演奏一次，另外还赐给高允蜀车、几杖等，又赐了各种珍奇食物，按时节送到高允家中。没过多久，孝文帝又命朝廷负责膳食的官员，早晚给高允送膳食，每逢初一、十五给高允送牛肉和酒、衣服衣料。然而喜好音乐的高允只是偶尔听一听乐队演奏，把收到的其他赏赐悉数分给了亲友故交，自己仍过着简朴的生活。
宽以待人
高允虽经常因直言国事而冒犯龙颜，但他平日待人处事十分和善宽容。北魏初年，法律十分严苛，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狱讼积压严重，各地的犯人久押未判，狱满为患，太武帝遂允许中书用儒家经义来判决疑难案件。用经义断案本无固定标准可以参照，判决或轻或重全凭断案者的理解，但高允认为狱讼之事关乎人的性命，应慎之又慎，因而断案时坚持以仁宽为本，同时又依据法律评判行刑，朝廷内外都称赞高允断案公平公正。文成帝时，尚书窦瑾坐事被诛，其子窦遵逃亡到山泽之中不见踪迹，窦遵的母亲焦氏被收入官衙，后来焦氏因年老得以免罪，但窦瑾的亲友故交却没有人愿意救济她，只有高允怜悯焦氏的遭遇，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将其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一过就是六年，直至窦遵获赦将焦氏接回侍奉。
孝文帝时，高允已是耄耋老人，孝文帝依然对其十分信任，经常召其入宫商量国事。为了照顾高允，孝文帝还特地派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他。一日天降大雪，苏兴寿扶高允入宫的路上，突然遇到一条恶犬，众人惊慌失措间使得高允滑倒在地，一干人等都非常害怕，而高允不但没有责怪苏兴寿等人，还安慰了他们一番，事后也没有向皇帝提及此事。还有一次，孝文帝在西郊处理政务，突然想起了高允，于是就派人用御用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的板殿看风景，没想到半路上马忽然受到了惊吓狂奔不止，导致马车翻车，高允的眉骨三处受伤。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听说后赶忙派御医前去医治并亲自抚慰探望。因高允在朝中德高望重，官府要将驾车的人治以重罪，高允听说后连忙上奏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请求赦免驾车人的罪过，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虚怀若谷
高允学富五车，但他与同僚相处却是谦逊有礼，从不在人前卖弄学识、高谈阔论。高允与崔浩共同编修《国记》时，崔浩一心要作出一番功绩，曾经召集了诸多术士一同考校汉代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的情况，还找出了一些前代史书中的失误，并且另编写了一部《魏历》拿来给高允看。高允看完以后说：天文历法不能凭空而谈。要探讨古代之事，必然要在近代加以验证。并且指出了其中几处错误。但崔浩却十分生气，认为高允是不懂装懂，故意让他难堪。面对崔浩的质疑，高允也并不生气，只是淡淡说道：这个问题不是你我空口相争就能说明白的，还是应该详加研究调查才行。当时在座的人都对高允突然懂得历法而感到奇怪，只有平日里与高允相熟的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数，他说的应该不会有假。此后的一年多里，崔浩又把高允所说的问题重新考究了一番，结果却真如高允所言，众人都叹服不已。
高允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十分尊重，不论是同僚还是下属，只要是有超越他的地方，高允都真心称赞佩服，并且乐于向朝廷举荐人才，积极提携有能力的后辈。中书博士平恒安贫乐道，喜好研究经籍，时任秘书监的高允对这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后辈非常看重，“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恒也”。文成帝、献文帝时期，涉及军国大事的书信檄文多出自高允之手，后来高允发现高闾的文采比自己好，于是就向献文帝举荐高闾来替代自己。南北朝时期，自恃清高、目中无人的文人大臣并不少见，高允能自始至终保持谦虚有礼，不嫉贤妒能的气度则显得弥足珍贵。
太和十一年（487年），97岁高龄的高允在家中安然去世。孝文帝悲痛不已，特下诏赐绢1000匹，布2000匹，棉500斤，锦50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备丧葬之用。自北魏建国以来，从未有人得过如此多的赏赐，足见高允在北魏君王心中的地位之高。临下葬之时，朝廷又追赠高允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职衔与爵位如旧，谥号文。高允去世后，其刚直耿介、清廉自守、宽厚仁善的品行操守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令公”美誉也一直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