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时任太史令的傅奕给唐高祖李渊上了一份《请废佛法表》。
傅奕以“天下大治”必“共遵李（道）、孔（儒）之教，而无胡佛故也”的理由，奏请灭佛，但李渊没理。
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不甘心的傅奕又给李渊上了一份《请除释教疏》，再次阐述了佛教对世俗统治的危害，强烈的建议灭佛。
这次的上书受到了李渊的重视，于是将这个问题拿到朝堂上来讨论。
当时，赞同傅奕的朝臣仅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
其余大臣，大多反对灭佛，特别是中书令萧瑀，更是把佛祖比作圣人，强烈反对灭佛，言辞相当激烈。
《旧唐书·傅奕列传》中记载：
高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有以萧瑀为首的大多数官员们的反对，李渊也不太好下决定，此次商议只能不了了之。
李渊想不想灭佛？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初，李渊下达了《沙汰僧道诏》，并根据其中的内容来看，他还是有一定倾向的。
何止是佛，李渊连道也要限制，当然，也只是限制和控制。
李渊发出这份诏书的目的，是要限制寺庙和僧人、道观和道士的数量，而不是灭掉。
其中的主要内容，根据《旧唐书·高祖本纪》中的记载是：
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不过，即使是如李渊这样比较温和的限制，也没能完成。
因为，武德九年中，发生了震惊大唐全国的“玄武门之变”，李渊下台了，李世民上台了。
李世民出于某些目的，还是相对亲佛的，于是，李渊的这道诏书也没有严格执行。
因此，直到傅奕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这位灭佛狂人的愿望，或者说理念，也没能实现。
傅奕愿望的实现，要到二百多年后了，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唐武宗于会昌五年 （公元 845年 ）发出了灭佛的指令，灭佛行动持续了六年，直到唐武宗驾崩。
唐武宗在唐朝中央政权已经式微的时候，还要发动灭佛，显然是佛教对世俗统治的危害已经大到无以复加了。
这个危害并不是到唐武宗时期才有，就在傅奕两次上书灭佛的唐初，其实已经出现端倪。
原因是，唐朝建立之前的隋朝崇佛。
佛教在隋朝之前，受过两次重大的打击，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期的灭佛行动。
可经过隋朝统治期间的尊崇，佛教又恢复了生气。
除隋朝的尊崇之外，隋唐更迭之际的乱世，也给佛教的发展补充了不少营养。
隋朝的尊佛，让佛教获得了不少特权，乱世中，许多大户人家和平民依托于寺庙躲避战乱，托付钱财、土地的行为，让佛教更加发展壮大。
至唐初，佛教掌管的财富、土地、人口已经有着不小的数量，且寺庙是不用交税的。
更重要的是，寺庙是山匪、盗贼、反唐残余分子们最好的托庇之所。
佛教辖下的寺庙的寺产，大概仅次于如“五姓七望”这样的世家大族的集合，远远比皇族富裕。
这些实际情况，李渊和李世民这两位历史上比较有本事和能耐的皇帝难道不知道？
何况，老李家是以道教的创始人李耳为先祖的，天然的就应该尊道抑佛。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干？
小编以为，这要从初唐的政治和内外形势，以及皇帝的心术说起。
至唐初，佛教虽然遭受了过两次灭佛行动，但都被限制在北方，北魏也好，北周也好，都没能完成大一统，他们管不到长江以南。
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才是佛教最根深蒂固的地方。
有句大众熟知的诗词中就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方的寺庙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南方的士族和平民，受佛教的影响实在很大。
从隋朝灭南陈，到唐朝建立为止，南方回到大一统政权中的时间，也不过二十来年，南方人对北方政权的认可度并不高。
所以，刚刚建立不久的唐朝，对南方的态度，是以拉拢和安抚为主。
特别是在政治行为和信仰干涉上，不能过于刺激南方士族和庶民。
比如强烈反对傅奕灭佛的萧瑀，就是南方士族的代表。
萧瑀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梁武帝萧衍的后代。
萧衍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尊佛皇帝，他好几次把自己卖给了寺庙，还需要朝臣用国库的钱，从寺庙中把他赎买出来。
这样一位把佛教视为生命的皇帝，他的后人对佛教的态度当然是无比虔诚，这从萧瑀驳斥傅奕时，把“佛”比成“圣”就能看出来。
萧瑀反对灭佛，代表了多数南方士族的态度，李渊不得不慎重考虑灭佛的代价。
且傅奕两次提出灭佛的武德四年和武德七年时，唐朝都还没有完成天下的统一，还在和各路反隋诸侯作战。
武德四年时，唐朝刚刚灭掉王世充和窦建德，窦建德余部在河北闹腾，辅公祏、高开道、梁师都等诸侯还在反唐。
武德七年时，突厥都还跑来进攻唐朝，突厥支持的梁师都在朔方时时威胁着国都长安的安全。
当时，包括皇太子李建成在内的好多唐朝官员，甚至都提出过迁都到洛阳的建议。
未来，梁师都势力被消灭，要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了，唐朝消灭东突厥之战，都要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之后了。
故而，天下未一统时，李渊也好，李世民也好，都不会认可傅奕的灭佛建议。
初成立的唐朝需要的是内部的稳定，更不可能因此激怒南方士族和庶民，引发有可能出现的动乱。
唐朝是皇族和士族共治天下，士族中的“五姓七望”等主流家族，一向看不起李唐皇室，认为他们有胡人血统。
这些家族又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土地和知识，唐朝皇帝也只能对他们忍让，在政治上做出一定的妥协。
为了制衡这些根基在北方，又在朝堂上占据大量位置的大家族，李渊和李世民也需要拉拢南方士族。
到李世民登基后，因为是通过政变上位的，他更加需要南方士族在朝堂上的支持。
所有会引起南方士族和官员们反感的事，他是一定不会做的。
另外，从帝王的角度来看，宗教不是一定需要消灭，只要能对皇权和统治有利就行。
傅奕提出的：“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显然对统治不利。
儒教不是宗教，是世俗化的理念，它也没有任何对手，且“文”无非用“武”来制衡。
但道教在宗教上的地位，极有可能因灭佛而一家独大。
就像李渊和李世民需要南方士族来平衡朝堂一样，他们同样不会容忍道教或佛教中的任何一家成为无对手的宗教。
即使道教是老李家认得祖宗创立得也不行。
宗教一家独大的后果是，会使得他们向世俗政治迈进，干涉世俗政治，这个麻烦甚至比造反和叛乱还大。
特别是道教，要是借着李家老祖宗李耳的某些言论，搞出些什么幺蛾子的事来，皇族会无比头疼。
因此，从平衡的角度来讲，不能灭佛，需要留着佛教跟道教打对台。
这也是李渊发出《沙汰僧道诏》的初衷，限制和控制就行，让宗教为皇权所用。
就如李世民，他就把佛教当成皇权的某种武器，在史书中就有李世民给好佛的萧瑀赠送佛经、佛像、袈裟的记载，要拉拢臣子，当然是投其所好。
李世民还曾劝说玄奘法师还俗，只因为他曾通过西域去印度取经，对西域的道路和环境比较熟悉，对唐朝经略西域很有帮助。
一切都从实用出发，才是李世民是否尊佛、灭佛的根源。
李世民自己肯定不会信佛，无非是对佛教表示出一定的亲善，让崇尚佛教的士族和臣民更加认可他这个皇帝罢了。
在《旧唐书·傅奕列传》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太宗常临朝谓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
显然，李世民是认可傅奕的观念的，但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傅奕看不到的。
傅奕只是为信仰灭佛，他尊道、尊儒，所以想灭佛，李世民却是希望在限制住佛教有更大的危害后，让佛教为皇权和世俗政权所用，李渊同样如是。
因此，从初唐的政治形势、内外形势，以及皇权的想法上来说，傅奕的灭佛建议是注定无法被采纳的。
至于当时的佛教该不该灭，从我个人角度来看，限制是肯定需要的，但不该灭。
在民智未开、科技不发达、律法也未必公平、老百姓在自然灾害面前抗压能力低的古代，要维护安定，还是需要宗教起一定作用的。
这让老百姓在面对世俗的不公和天灾的危害面前，能有消除内心暴虐的渠道。
但宗教一定需要在世俗政权的掌控之下，且不能无节制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